评电视剧《觉醒年代》，顺致剧中黄侃先生后人

作者：杨明华

       接到荆门市财政局退休老领导陈生贵先生的电话，要我帮忙写一篇关于黄侃先生的文字，是因为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对黄侃先生人物塑造方面，与黄侃后人所认知的先辈形象不一致，导致黄侃先生后人对该剧严重不认同。黄侃先生的后人中，有一位黄侃先生的孙女是陈先生学生时代的老师，八十多岁高龄了。作为国学大师的后代，这位黄老师当然也传承了黄侃先生的许多基因，学识也相当了得。作为黄老师的得意弟子，陈先生想为自己的老师分忧，又不知道如何帮助老师，只好屈尊大驾：“明华老弟呀！你擅长论辩，写点东西，从你的角度，看剧中对黄侃前辈的历史定位，合不合理。”我这就开始了追剧。

       感谢陈先生让我知道了《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之前我并不知道。应该说，这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最好的历史剧。我对该编剧的思想高度、学术水平与文学水平，包括他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态度，都给予高度认同。导演对剧中不同道具的运用、不同场景的选定、不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都非常到位，哪怕是一言未发的配角，都是那么合理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一代革命者为追求思想文化解放，国家民族解放，为追求人类平等与进步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要知道，历史剧不是真正的历史，是基于历史存在前提下的文学作品。当然，不同的历史剧，文学化的程度也有不同，严重虚幻化的历史剧，也大量存在。而对于《觉醒年代》这样的历史剧，从拍摄的初衷来讲，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是为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当然会尽最大可能地去复原历史的原貌。看得出，该电视剧在这方面所做的有效努力。电视剧不可能把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机械地、完整地搬到银幕上，这需要做许多选择，包括历史事件的选择、历史场景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选择、人物语言的选择等。选择之后必然产生些微变化，要实现视觉上、逻辑上的合理衔接，就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文学化。

       问题是，我并没有看到文学化后的电视剧对黄侃先生的任何丑化，在我眼中的电视剧里，黄侃先生依然是那个抱才博学的鸿儒，并没有影响“他和他的恩师章太炎同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之人”，以及晚晴及民国初期的“饱学之士”、“国学大师”等这样高的历史定位。那么，黄侃先生的这位嫡孙女及其家人为什么对这部电视剧如此排斥？我分析，可能是认知角度存在偏差。陈先生老师的侄女儿2011年所写的怀念黄侃先生的文章里，以及我曾经对黄侃先生的认知里，黄侃先生的确曾经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他所有的为推翻旧制、为民主革命的呼与喊，剧中没有提到，是因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不在该剧所截取的历史阶段之内。该剧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而这期间，黄侃先生的确没有与这些新生事物有太多的正面关联。他是一位文化上守旧而治学严谨的老师，而非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他对新文化运动持排斥态度，这在历史上也多有介绍，多有趣事流传。

       根据剧情，在新旧文化思想的碰撞上，黄侃先生表现得比别人激烈，这个安排基本符合事实。他毕竟是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对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平俗化不支持，也在常理之中；他的脾性也属于那种刚直不阿的类型，更是可能存在激烈言辞。我不认为编剧是在丑化黄侃先生，而是尊重事实。这里，我们得弄清一个道理，对于新旧文化思想碰撞的历史事实的尊重，不等于是对黄侃先生在辛亥革命中居功甚伟的“革命者”身份的否定。每一个革命者对革命的认知，也存在不同。黄侃先生是三民主义者，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一生中对共产党人多有帮助，也都是出于友情而非出于理念的一致。革命，存在有限革命和彻底革命之分，黄侃先生属于前者而非后者。这在剧情里，也有体现。比如，国学大师辜鸿铭表态自己属于复古主义者，文化与治国之道，全面复古，另一位国学大师刘师培表示认同，而同为国学大师的黄侃先生却表示，文化上可以复古，而治国问题上则支持革命。如果把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称作是文化革命，黄侃先生显然不是这方面的革命者。——剧情只是再现了新旧文化理念的碰撞，并不存在人格上的然否，黄侃先生的后人大可不必为此烦恼。

       应该说，该剧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辜鸿铭大师，虽然是个复古主义者，对于新文化运动非常排斥，但剧中对于他的国学地位和多学科饱学者的身份，并没有刻意地去否定，而是适当地彰显他这方面的存在。在北大开除英籍教授克德莱的问题上，他没有顺着性子与新文化运动者继续对立，而是自己低下身段配合新文化运动者。辜鸿铭演讲的“中国精神”，也换来了新旧文化信奉者所有人共同的热烈掌声。再如，剧中黄侃先生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所言：“我尊我师，我只是尊我师之学问，但这与我支持新文化运动不矛盾。”就是说，该剧没有把哪一个人说成是一成不变的刻意设定的某种人物，而是尊重既有的事实，尊重每一个人可能存在的多面性。每一个人，都可能存在心理上的复杂性，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处事上的多面性。因为，总有新旧事物的互相碰撞，就会有重新认知的过程。我们不能以此认定一个人在大是大非方面存在人格问题。林纾大师写小说《妖梦》，本来是为了回击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代表新文化倾向的文章，可他得知蔡元培先生对自己的尊重之后，宁可白费自己的写作成果，也不愿意发表。这就是一种人情人格的体现。张丰载背着林纾发表《妖梦》后，林纾痛骂张长礼叔侄是“狼狈为奸”的龌龊小人，并表示永远不想再见他们叔侄。后来，林纾虽然依旧坚持反对新文化运动，但在出版《妖梦》这个问题上，却在《公言报》上发表公开信，向蔡元培道歉。虽然这完全是出于人情方面的考虑，但不能不说，他们之间除了学术之争之外，双方在做人道德上的坦坦荡荡。黄侃先生一生多次帮助共产党人，也多属于这种情形。

       剧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存在，但对于以真实姓名存在的人物的刻画，基本上都本着尊重的态度，黄侃先生能够以真实姓名存在剧中，当然也是出于尊重，其后人理应感到自豪。剧中关于张长礼和其侄子张丰载的刻画，历史上并无对应的真实姓名存在，但历史上的确存在那样的勾当。编剧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标明真实姓名，其实也是考虑到了这样的历史人物后人的感受。如果黄侃先生，真如其后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剧中存在不堪，我想编剧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改头换面即可。至少我看到的剧情后，我没有对黄侃先生持厌恶心理，而是很钦佩黄侃先生的国学地位，一码归一码。上世纪建国以后的高大上文学风格（我不否定这个，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这里不评。）可能影响了那时代的人，总是企望自己的前辈方方面面都有高大上的形象出现，尤其是有像黄侃先生那样的国学地位，在剧中却处处好像是反面的存在，黄家后代就不乐意了。不要这样，前面我也说过，那只是理念之争而非人格然否。对于前人的历史评价，只要不是刻意地扭曲本有的正面形象，都不必过于在意。关于黄侃先生，历史上对他大多是持肯定的评价，除了上述其革命者地位与国学地位方面的评价之外，对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评价，包括性格上的“刚直不阿”、“不拘小节”、德操方面的“与人为善”、“事母至孝”等等，但也有对他少许的、不太正面却也不太反面的评价，“桀骜乖张”、“内色外仁”等。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电视剧里提到黄侃先生的“内色”，但即便是谈及，其实黄家后人也无需多意，所谓下辈不论上辈事，自己不论就行了。历史上，作为与温庭筠并驾齐驱的花间派词风创始人，韦庄写了不少艳词，可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诗词作品，都是由他的后人整理。如果家人介意自己的先辈这方面的诗词，他们就不会去整理了，或者，整理的时候，删掉算了。宋代许多诗词大家，包括陆游、苏轼等，都写过艳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诗学地位。当然，那个时代对于这样的问题，并不像明清以后那样的认知，也是他们个人形象一直保持正面的原因。在古时候，为官者可以提供官妓、行伍者也有兵妓，这在那个时候，都是正常的事情。程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与南宋朱熹）理学出现以后，在曾有的儒学认知上，对男女关系方面的礼义廉耻，有了许多新的定义。程朱理学虽然出现在大宋时期，但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并不大，那时候只是理念的传播期，到了明清时代，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黄侃先生的“内色”，虽然与历史上许多的文化大家同属，却生不逢时。

       我是很钦佩黄侃先生的。能够拥有那么多的大家定位，这在历史上能有几人？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尤其是“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乾嘉以来，这一下子囊括了几百年的历史空间呀，这样的人，能是凡人？我谈上述这些，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金无赤足，人无完人。黄侃前辈的一生，在文化层面，已经足够伟大，足令后人敬仰。即便是剧中谈到他历史上曾经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只要不是人格问题，也只算是个人历史上的一点小问题，瑕不掩瑜。黄侃先生作为民主革命家，当然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杰出代表，如果剧中展现，后辈当然自豪，可惜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剧中没有囊括；建国以后，毛主席曾经亲自过问关于黄侃先生遗迹的整理情况，剧中更是没有那样的历史空间来安插。要是剧中有这两个历史空间，我想编剧也绝对不会刻意搁置起来。如果这两个历史阶段剧中都有，黄侃先生的后人，也绝对不会介意黄侃先生在剧中关于新旧文化理念碰撞期间的历史形象了。

       也就是说，该剧再现的，不是黄侃先生的个人历史，也就无法全面地再现其个人全貌。该剧也不是为了再现辛亥革命的历史，而是为了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从茫然、觉醒、探索，到抱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黄侃先生偏偏又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恰恰又催生了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他怎能不给人留下那些看似反面的形象？但这的确就是历史事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侃先生最讨厌的胡适先生，他没有黄侃先生那样的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也没有跟着共产党走，但胡适先生恰恰在这个时期，给人以正面形象。黄、胡两个老冤家，在这段历史里，真是有趣的存在，我们只能惋惜黄老先生在这部电视剧里的“生不逢时”。当然，我也不是说，胡适先生就完全不好。胡适虽然不接受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学说，但他还是有革命的愿望，只是没有斗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才选择做个改良派，选择与权力合作。鲁迅十四次骂胡适，胡适从不反击，就隐含了他对有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内心里是认同甚至可能是钦佩的，他对自己的懦弱，也许经常是自责的。这从一个问答里，基本可以得到印证。问：“鲁迅多次骂你，你为什么不回应？”答：“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据说，胡适从来都没有把自己曾经的战友鲁迅当外人，从来都是维护鲁迅的名声。就连十四次骂他的《鲁迅全集》，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出版的。不能不说，胡适是个很大度的人。在很多时候，人的行为与思想，也许并不一致，但不一定都与人格有关，有时候，也许与性格的刚烈或懦弱有关。

       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要辩证去看，而这部电视剧，正体现了这一点。我会抽时间继续把这个剧看完，不光是为了朋友所托，这部电视剧，本身就值得每一个人去看，尤其对于年轻人。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幸福，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走到现在。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落后挨打局面，从新文化运动，到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到武装夺取政权，我们的前辈们做出了巨大牺牲。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以毛泽东为最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才有今天。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切论述，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共同富裕。曾经有位哲学家给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关注弱势群体。”我觉得非常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才能有老百姓继续拥戴的理由；老百姓懂得感恩，才有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的动力。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为实现习总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努力。

杨明华，作于2021年4月13日并定稿。